对于曹昂的意见，班英虽然有些意外，但他明白，他只能和曹昂保持一致而非让曹昂迁就他，而且曹昂的话也确实有道理，此事便这么定下来。
这时郭嘉忽然插了一句道：“公田也容易滋生**。”
曹昂听了笑道：“不管什么制度，都容易滋生**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但公田有一项是无法改变的，那便是土地只要存在，就有迹可循，大不了每过几年，清理上一波蛀虫便是。”
在曹昂看来，**这种东西，和公有制、私有制无关，一在人心，二在制度。
反正公田不准买卖，且有档可存，每年上缴的粮税根据土地数目是有据可查的。哪怕官府对于某一个地方的公田掀桌子，也方便的很。
若是换作私田，想隔三差五来个土地重新清丈，那便是难如登天了。
郭嘉听了，似被说服，不再多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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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嘉为何愿意追随曹昂，除了曹昂所构建的理想社会，还有曹昂的行事手段，儒皮法骨，重视制度建设。
这一点曹操也是一样的。
与荀彧、陈群这些道德立身的家族不同，颍川郭氏本就是以法律立身，郭嘉本人受家族底蕴熏陶，也是重法的。
班英、郭嘉不反对，郑度就更不反对了。与班英、郭嘉相比，他更像一个唯曹昂之命而行的谋士，目的更为单纯。
解决了这二十万顷公田的处置办法，接下来的不过是细节问题。比如怎么分配，怎么收租，怎么进行监察等等。
曹昂又言道：“可以按照之前屯田的方式，设置官府管理。州设公田司；郡国设公田长、公田校尉各一人；县设公田史，公田司马各一人；乡设公田官长、公田军侯各一人。如此一级一级，形成一个有效的管理模式。”
班英听了，有些不解道：“主公既然设公田长，为何又多设公田校尉一职？”
“民兵！”
曹昂道：“地方上，尤其是县一级，是没有县兵的。一旦生乱，很容易失陷，所以很多县令、县长，不得不依赖地方大户。
民兵由租赁公田的青壮组成，本身对官府俱有向心力。同时依靠郡、县、乡、亭的结构，拥有较完备的组织，平日里再多加训练，虽然当不得大用，却能稳定地方，至少不在让地方令长，过于依赖地方豪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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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府兵制。
只是官府供应战争开支，但军队体系建设是一般的。如此模式下，曹昂若愿意，也能拉出数万训练有素的民兵。
在曹昂看来，将钱留在老百姓手中让他们自己花，和把钱收上来给老百姓花，完全是两个概念。
后者多走了好几步，可能更繁琐、低效，可唯有如此，才能让老百姓知道，谁为他们服务的。否则他们养成习惯，就成了理所当然。
譬如在对待士大夫阶层上，曹昂宁愿高薪养廉，多掏腰包，也不会让这群人免税。因为前者是我给的，后者是对方拥有的，二者的不同，心理态度亦会不同。
藏富于民，从来打不过藏富于国。
前汉藏富于国，后汉藏富于民，很明显世人还是更怀念前汉，所以曹昂的思想，大家也能接受。
“公田司平日除了管理公田，还有租赁、平价、赈灾甚至粮储的责任。他们有粮，有人，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地方安定。”
曹昂并不担心公田司会成为庞然大物，毕竟虽然他们权利巨大，又有实力，但曹昂设计的制度是一级管一级，真正直接管理土地和百姓的还是乡、亭一级。而到了乡、亭一级，又能生出什么乱子。
实际上越是官方单位，权利巨大，越很难生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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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有数百个军府，明朝有数百个卫所，有兵有田，还有一套官府体系，可哪一个造反过。
当然班英和曹昂关注的不同，班英听着公田司如此庞大的权利，便言道：“主公，不提其他，公田司光是给百姓租赁粮种、农具、耕牛，就有隐患。若百姓租赁的东西，第二年还不上如何？”
“坏账是一定会有的，但老百姓若非迫不得已，绝不会欠官府的钱。不过官府不是商人，我们也不能真的逼老百姓的命，只得以累积的方式运行，至少咱们不是高利贷。”
恶意不偿还当老赖的情况是不存在的，这个时代，可没有什么人权，哪怕世家大族，也未必敢欠官府的钱。
想到这，曹昂忽然担心一点，官府做事的底线，便是毫无底线。
若是底下人如王安石变法那般，逼着老百姓贷款，还款，那自己推行的良策，反倒成了害民之法。
在曹昂看来，这中间需要一个银行进行中转，即管理的和贷款的不是一家，但很明显，目前设置银行，还不是时候。